我父亲参与建设了十三陵水库，在工地干了三年。 那时候还没有大坝这个概念呢，就是挖土石方、做地基、建厂房和宿舍区。 我记得小时候（八十年代初）去过一次，很大，很深，很宽，水也很清。周围有树林子，还有野鸭子等小动物。夏天晚上可以在湖里面捉鱼摸虾，周围有很多稻田，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一片繁华景象。
后来九十年代中期再去的时候，已经破败了。周围的土地都开发种地了，离城区很近，但是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水也不是很深了，而且脏兮兮的，周围也没有树了，感觉很荒凉。
据说因为库区没有保护得很好，有水土流失等情况，所以到了汛期，对城区会产生一些影响。于是政府组织人在周围植树造林，治理污染。
我记得有一年五一节，电视上还播了央视报道的首都十大污染源之一的水库周边种树的情况。 现在再过去，已经是城市副中心的果园了。
焦明春优质答主北京水库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永定河上修建的第一个山谷水库，于1951年动工，1954年竣工。那时，正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虽然北京市区人口逾百万，但郊区连个像样的城市都没有。大石河沿岸，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人口只有两万多，耕地不到5万亩，经济十分落后。
可是，就在这“一穷二白”的时候，要在这里兴建一个可拦截1500平方公里流域面积上汇流的水库，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何况，大石河发源于深山区和高山的关沟，每遇大雨，山水骤发，水浪凶猛。1939年8月洪水来临，最大洪峰达到3500立方米每秒时，连山崖被冲刷10多米深；1942年7月20日，洪水猛涨，下马岭附近的山沟成了“海”，河里的石头冲起老高，水势之猛，从未见过。因此，修水库势必要把库区的下马岭、碓臼峪、响水湖三个村的1700口人和3000亩土地淹没。此外，还有京张铁路、京绥公路、军用机场等。
为了防洪和为首都供水，新中国还是义无反顾地把北京水库的选址确定在大石河上。
当时，工程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只能从门头沟、延庆等县的区、乡政府临时抽调一些人员参加勘测设计。没有先进设备，他们就用简单的A字型仪器进行测量，再绘图计算，用肩扛运输器材。坝址、坝型定下来后，又组织人员做溢洪道和放水洞的工程试验。坝体的筑坝土料则选在下马岭村北，开挖出长达900米，宽60米至90米，深40米的大坑，工程浩大。“开山炮”、“铁铣子”，甚至用筐挑、车推……
1951年春，近万人的工程大军汇集到大石河两岸。劳动大军来自市属50多个单位和门头沟、延庆等5个区（县），最远的房山县和昌平县也赶来参加会战。施工中缺乏机械，主要靠人海战术和肩挑手抬。当时物资供应困难，职工吃得差，吃棒子面、高粱面窝头，喝“迷糊涂”，但工程大军以“一定要把北京水库建好”的英雄气概鼓舞着自己，以“铁杵磨成针”的精神不畏艰难顽强奋战。
筑坝最苦、最累，挖土、运土、填土、打夯，重活一项接着一项，有时还三班倒，加班加点。运土是个力气活儿，1951年7月，工程转入雨季后，土质含水量大，运土工具十分沉重。在陡坡上往上运料，前面拉，后面推，一不留神就会摔倒。为了加快进度，拉料工就采取“人歇车不歇”的办法，一批人干累了，接着另一批人上来继续干。在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两首“工地人民战士歌”和“会战山歌”：工地人民战士歌
手推车是我们的船，铁铣子是我们的桨，开山炮是我们的战友，堤坝是我们的战场，
我们是大禹的子孙，三门峡的建设者，万马奔腾，我们向大自然展开总攻！总攻！会战山歌
北京水库会战忙，万马奔腾英雄场，肩挑手抬加铁轮，三班人马夜不寝。拉车手勒红肿肉，
推车手流血泡，车帮轧断又换上，
咬住牙关劲更上！1952年5月是工程决战的紧张阶段。筑坝所需的土料大坑，经过近一年的开挖已接近底部，坡度已近90度，拉车“寸步难行”。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工程指挥部召开英雄事迹报告会，开展“立功”、“爱国增产”竞赛活动，发动大会战。
“立功”分小功、大功、特大功。小功，是一天拉车150车次，推车300次；大功是一天拉车200车次，推车500次；特大功是一天拉车300车次，推车600次，这些立功指标，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