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建是不是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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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8年入伍,在工程兵某部坦克团,属于工程兵建筑第22团的团属工兵连。这个团是在1965年开始组建的,是全军第一个装备63式水压炸药的工兵团,也是全军第一支采用机械化施工的工程兵部队。可以说,是中国工程兵建设初期的代表性部队之一。

我的老团长是开国少将,叫王宏坤,当时是我们那个地区最年轻的师级干部。他参加秋收起义,当年上井冈山,后随朱老总、彭老总打延安,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猛将。他担任团长后,为了改变工程兵软弱无能的形象,提出“把硬骨头挤到工程作业中去”的口号。我们工兵连每次完成爆破任务后,都要高唱“我英勇的战士,狂飙般的冲锋……”。

我记得,1980年初,我被派往兰州军区某个工厂参加基建工程时,带队的正是老团长。那时他已经离休了,但依然风度翩翩,声音洪亮。他对我非常爱护,工作也非常关心,经常给我“开小灶”。当时我在团里任书记(班长),每月工资43.5元,而他每月200多元的离休金,生活虽然不薄,但比起军队中一些高级干部来说,还是差很多。但他很乐观,经常对我说:“我现在是离休干部了,党和军队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干;你年轻,又在干革命,不要管我,该吃就吃,该花就花!” 后来,我又回到原部队,他在兰州的家里接待了我。他家当时住在兰州市中心,那可是真正的“黄金地段”啊!房子很大,装修也很奢华。

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顺道去看他了。那时他已退休,住在北京一个普通居民区内。我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了下来,然后去他住的地方找他——他在一个大学内借了一间宿舍居住,条件非常艰苦。听到我的到来,他从厨房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着几块饼干,说:“这是我女儿买的,她特孝敬我呢!来,快吃吧!”他笑呵呵地看着我吃饼干,自己却不吃。 “你怎么能让我吃这种东西呢?太可怜你了!”我心疼地说。 他笑着摆摆手,让我别客气。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非常开心。 后来,我回到北京工作,他也经常打电话问我近况如何,并告诉我注意这,注意那…… 1990年代中期,我回到老家山东,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他女儿王彦文(我的团政治处宣传干事),便和她聊了起来。她说她爸爸身体很好,每年春天都到海边看看,今年准备坐火车去大连,明年可能到青岛。我说我到北京工作后,曾经去看过他。她很高兴,说我真是很有良心,记得老首长的嘱托。

1995年冬天,我突然接到他女儿来信,说有他给我的信,让我速去取。当我见到信封上的地址“北京2140信箱”时,突然觉得泪水涌上了眼眶…… 我终于见到了他! 他是我的老团长、我的老首长、我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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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70年,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建设的“两弹”工程,由中央直接领导管理,中核集团负责具体建设。 在那一段峥嵘岁月里,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在戈壁滩上、沙漠里摸爬滚打,以“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 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中有许多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两弹事业奋斗了一生。 王淦昌(1928年—2005年),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他是“两弹元勋”之一,也是核工业最早的一批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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